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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提出了当年的三项伟大任务：加强抗美援朝斗争，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还有一个——“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当时的人们对五年计划并不陌生，报纸常宣传说：苏联的五年计划推动实行了工业化，使它在极短时间内大规模地创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力。

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应该是什么样的？没人知道。

用后来的眼光看，“一五”计划是坎坷的。由于基础不好、缺乏经验，又有抗美援朝战争和苏联援建存在不确定性的外部影响，只能边计划、边执行，不断修订、调整、补充。

计划从1951年开始谋划。1952年，周恩来、陈云两次拜会斯大林并专门请教相关问题。1953年，计划开始实施，并历经几次重大修改。到1954年初，毛泽东下达了尽快拿出计划纲要草案的军令状。直到计划年份行进到一半的1955年，“一五”计划才正式通过。

但同样用后来的眼光看，“一五”计划又是成功的。计划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工业化牵引国家经济建设，改变“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局面。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全面提前超额完成，汽车、飞机、重型机械、精密仪表等一大批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一大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化工和军工企业，构成我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

更重要的是，“一五”计划确立了五年规划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自那开始，我国先后编制和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相互衔接、有序推进。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自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

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备受关注的核心议程，就是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今年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当前，“十五五”规划谋划实施得好不好，不仅关乎未来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还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战略更长远的未来。

如何科学谋划、有效实施“十五五”规划？从过去的十四个五年规划（计划）中，能找到许多经验与启示。

首要一点，总体目标应始终锚定一个总方向。

“一五”到“十四五”，始终围绕的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中长期规划阶段式分解，尽可能地避免了发展碎片化和短期行为，有利于保持国家战略连续性稳定性，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而每一个五年规划（计划）之间或微妙或重大的调整，则体现了不同形势下的不同要求——比如从“六五”开始，“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筹考虑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十一五”开始，“计划”改称“规划”，则体现了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刻转变。

再看五年规划的一项特有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意味着政策、项目、资金、人员整合到一点，实现超常规的突破。

比如，“十三五”规划把“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列为约束性指标，在中央统筹下，财政、金融、土地、交通、水利、教育、医疗等政策全部向800多个贫困县倾斜，五年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1.6万亿元，土地指标跨省交易筹资1130亿元，引入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元，290多万名干部先后被选派到驻村工作队。到2019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551万，每年减贫1000万人口以上，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

从“一五”从无到有的工业化，到“十三五”的脱贫攻坚，再到“十四五”的川藏铁路、沿江沿海铁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等世界性标志性基础设施工程取得重大进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能已被充分证明。

但在用好这一优势前，仍有两点关键。一是想清楚要“办什么大事”。在今年四月的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在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当下，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一定是“十五五”时期要办的“大事”之一。

另一点，则是如何“集中力量”。一方面，规划与政策要保证取向一致性。另一方面，各地也要有“一盘棋”的战略思维，既要贯彻国家总体部署，又要注重体现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避免陷入地方保护、重复建设等“内卷式”恶性竞争，更好形成合力。

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正是统一规划的重要功能。

五年规划还有一项重要原则。有西方学者评价其为“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意思是，五年规划能更好地统筹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

从“十一五”开始，“计划”改称“规划”，更多运用指导性和约束性指标调控和管理经济，政府职能和权限有所收缩。但这并不意味着“看得见的手”不发挥作用了，而是重在干预市场失灵、激发市场活力。

比如，破除物理和政策上的市场壁垒和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使商品和要素能高效自由流动。在2022年，《“十四五”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规划》作为我国现代流通领域第一份五年规划首次发布，正是着力于此，围绕市场、商贸、物流、交通等领域提出了50项任务举措。

更直接有效的，则是支持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这一点，在先前的五年规划中也有体现——“十二五”规划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文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十三五”明确，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十四五”期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增至5800多万户，一批民营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成绩斐然。

在“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的新阶段，以更强有力的手势，帮助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克服一些暂时性的困难和挑战，为其营造更加公平、能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更多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或许是下一轮五年规划必须更为重视的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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